在后来的记载与回忆中，实际上存在两个徐锡麟，一个深谋远虑，打算利用安徽的地当冲要，做一番大事，他时常于星期日，约教员学生，驰马郊游，暗中窥察安庆地理形势，以谋大举。他密刊木质印信一方，文曰“江皖革命新军总司令印”并印就反清文告数千张“先期暗结日本留学生、南洋革命党及内地宁皖党人”
安庆驻军有六十一标与六十二标，六十一标标统是汉人，六十二标标统是旗人。徐锡麟主要在六十一标宣传鼓动“常请我们这些营长们吃饭，意思是在联络感慨，到必要时可以帮助他”（常恒芳），据巡警学堂学生凌孔彰回忆：有一天晚间，徐锡麟“邀请这个标的许多军官到安庆对江大渡口芦苇滩里秘密集会，歃血为盟，齐喝雄鸡血酒，誓愿同心同德推翻清朝，参加起义，永不背叛”
而另一个徐锡麟，仍然深陷冲动狂热之中，似乎在安庆的使命便是博浪一击。他虽然带着巡警学堂师生四处踏勘，但直到起义，知道他的用意的不过陈伯平、马宗汉等二三人。陈伯平拟就了光复军告示，他只是在告示后加上几条“杀律”：
“一、满人从不降者杀。二、反抗本军者杀。一、乘机打掠者杀。一、造谣生事，妨害治安者杀。一、仍为汉奸者杀。”
虽然徐锡麟提前发难，有革命党人叶仰高在上海被两江都督端方拿获，供出有党人已打入安徽官场的原因，但是否真的需要如此仓促起事，颇可商榷。根据蒋介石1927年的说法，徐锡麟是被陶成章“逼死”的，不少台湾学者也以此来证明蒋介石刺陶的合理性。陶成章对徐锡麟的确存在误解，而且随着徐锡麟的升职，误解也越来越深。章太炎书信中曾说“伯荪入官颇得意，焕卿等不见其动静，疑其变志，与争甚烈。”徐锡麟致陶成章的长信，也为自己辩解：“自问生平遇最苦之境地，值最难之际遇，而麟出以无形之运动，期曲折以达目的，其中忍耐坚苦备尝之矣，可为知己道也。麟自早至暮，无一念或忘，无一事不从此著想。”这当然也可能成为徐愤然起事的动因之一。
即便如此，安庆起事，仍然在经光复会同意的计划之外。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乙二班，每班二百人，训练三个月为一期，甲班毕业后再训练乙班。徐锡麟的原计划是“甲班学生训练期满，把这批毕业学生分发到各军警机关工作，从事秘密活动，联系和发展革命力量，准备待机起义；等到乙班学生训练期满，再利用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发难”如今连甲班的训练尚未期满，安庆的新军也不能说联络妥当，而由秋瑾负责响应起义的浙东会党也未集结完毕。
反过来说，虽然有人说此时恩铭对徐锡麟已经起疑，但从恩铭把缉拿革党之事仍然交托徐，又欣然来参加甲班毕业典礼来看，他对这位老师、连襟联袂推荐的下属仍是“信之不疑”直到徐锡麟都在他面前掏出枪来，他还问：“会办持枪何用，岂要呈验乎？”
骤然发难，把握太小，这一点徐锡麟未必看不到，只不过他率急的性格发作，顾不得那么许多了。这时候，我们能看到那个匆匆出发去追赶游方僧的幼小身影，那个连续射击俄兵标靶，虽自伤不惜的愤怒青年，他从光复会的计划轨道中跳了出来，要执行自己的“杀律”
因为恩铭要去总文案张次山家贺其母寿，巡警学堂甲班的毕业典礼又被提前了两天。五月廿六日毕业典礼，前一天下午，徐锡麟召集少数学生讲话。很明显，这些学生都是他平日的亲信。徐的讲话大意是“明天是本会带领全体同学起义救国之日，师生都要同心协力，患难与共同学有难，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；本会办有难，诸同学也应当披发缨冠而救”直到此时，他似乎仍无法直接向学生们分派起义任务，而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言辞，又因为“说的是浙江土话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太听懂。
第二天上午，徐锡麟集合全体学生集合训话，要学生“行止坐卧，咸不可忘”救国二字“反覆数千言，慷慨激昂，闻者悚然。然众学生均不察其命意之所在”——也就是说，还有三个钟点便将举事，整个安庆城内，知道徐会办今日要杀官举事者，只有他自己、陈伯平、马宗汉三个浙江人，这，这有点开玩笑了吧？
恩铭当然也不知道，他到了学堂，听到巡警学堂收支委员顾松通过臬台毓秀密禀说“徐道台不是好人，请大帅不要在这里吃酒”于是辞谢午宴，于是，他的死亡也就提前了。